美国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先生

德·狄维士先生 Mr. Doug DeVos 美国安达高公司 总裁 美国安利公司 总裁
德·狄维士先生现任美国安达高公司（Alticor Inc.）及其子公司美国安利公司（Amway Corporation）总裁，与史提夫·温安洛董事长共同掌管安达高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日常运营。美国安达高公司下辖三家子公司，分别是作为全球直销业翘楚的美国安利公司、作为北美地区一流电子商务企业的捷星公司（Quixtar Inc.）和提供B2B服务的捷通公司（Access Business Group LLC.）。2007财年，美国安达高公司的销售额为71亿美元。
德·狄维士先生对安利公司和捷星公司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坚信这两家公司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更多的创业者。2000年至2002年，在他担任安利和捷星公司行政总裁之职时，这两家公司的业绩连创新高。
德·狄维士先生还致力于使安达高公司发展成为一流的跨国企业。目前，公司80%的营业额来自北美以外市场，在全球许多市场拥有近13,000名员工和300多万营销人员。
担任现职前，狄维士先生曾担任美国安利公司负责亚太地区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主管安利在亚洲地区的营运和安利全球的业务及市场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安利公司在亚洲地区的业绩迅猛增长，屡创新高。德·狄维士先生还担任过安利（美洲地区）高级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安利欧洲公司的业务总监以及安利（英国）公司总经理。
德·狄维士先生是美国安利公司创办人之一理查·狄维士先生的小儿子。1959年，理查·狄维士与其毕生挚友兼事业良伴杰·温安洛先生在他们位于密执安州亚达城的家中创办了安利公司。40多年来，美国安利公司已从一家出售单一清洁产品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全球直销业的翘楚。
德·狄维士先生曾任美国直销协会董事会主席，现任世界直销协会联盟的宣教委员会主席和CEO委员会成员，该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消费者、提升市场道德、研究和管理水平。
除在美国安达高公司肩负的责任外，狄维士先生还在其家乡密执安州大急流市任商会董事、福特基金会董事和大急流市学生进步基金会董事。
德·狄维士先生毕业于美国普杜大学的克拉纳特工商管理学院，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曾为该校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他现为普迪大学的克拉纳特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咨询委员会成员。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

你们的背后永远有我们

当您加盟安利,您加入的不仅仅是一项事业,同时也是一个延伸至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大家庭.在这里，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相同的是他们都有温暖诚挚的笑容;不同的际遇,不同的背景,相同的是他们都有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心态.由于每一个人都全力投入自己的人生目标,善于合作、自助助人，这个大家庭是如此和谐兴旺，欣欣向荣！
我们欢迎你成为全球300多万名营销伙伴的一员！从过去到未来，我们始终和你肩并肩站在一起，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你实现心中的美好愿望，助你迈出稳健前行的每一步。无论是透过研发多元化优质的产品助你拓展顾客，透过全面的培训机会助你增长技能，还是透过搭建良好平台助你广交朋友，我们一直都在竭诚为你提供源源不绝的支持！要知道，你们的每一份成绩，都是我们的进步，你们的每一季收获，都是对我们的最佳褒奖。
令我们深感自豪的是，有赖安利公司和全世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2008年我们取得了出色成绩。放眼世界经济的舞台，尽管当今形势下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许多大公司来年的增势依然渺茫，而安利公司却信心百倍，逆风飞扬。这是因为---安利全球的发展态势依然蓬勃，我们正在向着更大的胜利航行。事实上，作为世界直销行业的翘楚，安利过去几年以来已经在某些国家创造了令人振奋的连续增长。而对于我们来说，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就好象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弘巨制还只是掀开了扉页。我们相信，无论在哪一个市场，安利仍然有无限潜力。
当你加入安利全球大家庭，请记住：你们正在和一家实力斐然、持续成长的跨国公司合作，在你们的背后永远有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你们赢取成功，创造卓越，为你们提供更多更精彩的机遇！
----史提夫.温安洛（美国安利公司董事长）和德.狄维士（美国安利公司总裁）致辞

季羡林谈师友--第一部分忆念胡也频先生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我有幸是后者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60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18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个什么大衙门，崇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威武富贵的气象。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里面有一个大花园。园子的全盛时期早已成为往事。花坛不修，水池干涸，小路上长满了草。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开满似锦的繁花，把这古园点缀得明丽耀目。枝头、丛中时有鸟鸣声，令人如入幽谷。老师们和学生们有时来园中漫步，各得其乐。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宇，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观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了解。有几本书的作者我记得名叫弗里茨，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个名字。这些书都是译文，非常难懂，据说是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书籍。恐怕日文译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转为汉文，只能像“天书”了。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我们这一批年轻的中学生其实并不真懂什么“现代文艺”，更不全懂什么叫“革命”。胡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解释。但是我们的热情却是高昂的，高昂得超过了需要。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我们阅世未深，对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阵中。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观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决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她是从上海来的。当时上海是全国最时髦的城市，领导全国的服饰的新潮流。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事情果然急转直下，有一天，国文课堂上见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全班学生都为之愕然。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听到这消息以后，他怒发冲冠，拿起如椽巨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这一段话在当时真能掷地作金石声。胡先生牺牲到现在已经60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不过八十七八岁，在今天还不算是太老，正是“余霞尚满天”的年龄，还是大有可为的。而我呢，在这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内，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内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在“空前的十年”中，几乎走到穷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个不到20岁的中学生变成了皤然一翁，心里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现在眼前，我有点困惑。我真愿意看到这个身影，同时却又害怕看到这个身影，我真有点诚惶诚恐了。我又担心，等到我这一辈人同这个世界告别以后，脑海中还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彻底地从地球上消逝了。对某一些人来说，那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里，我又有点欣慰：看样子，我还不会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愿这一颗流星的光芒尽可能长久地闪耀下去。

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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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登临录》，三之二拙作《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发表后，一些读者问：内需不足，何来鼓励内供了？问得不蠢（一笑），先略作解释吧。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古老相传的定律，大名鼎鼎，相当经典，称为萨伊定律（Say’s Law）。这定律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在一个物品换物品的经济下，这定律一定对；在以真金白银作货币的情况下，这定律也对。然而，一旦用上纸币，出现了信贷膨胀与收缩的情况，这定律就不一定对了。有错，但不是全错，这定律今天可怜地被学者们遗忘了。写《内供》一文时，我没有想到萨伊定律，只是发稿后觉得相近。我当时的想法，是物品凡有市场，价够低一定有需求，而供应者的收入增加，自己需求去也。至于产出成本那方面，市场势弱是会自调下降的，所以政府不要在劳工或其它生产要素市场阻碍价格下降。三十年代时美国的经济出了大事，一个主要原因是工资下调有困难。无意间我把萨伊定律救了一救。《内供》一文还有其它要点，归纳起来主要是说，今天国内有出口退税、有来料加工、有国际歧视，有复杂税制，等等，加起来对内供有很大的杀伤力，要大手清除。读者可能不知道，今天在国内产出的档次较高的产品，在国外销售，其价格比同样产品在国内低相当多！这是政府鼓励外销而不鼓励内销所致。今天要清除其中障碍，清除后，以自由市场的成本算，内销之价当然要比外销为低。这里还有另一个要点：因为政府历来漠视内销，国内的产品市场虽然发展得好，但批发与零售之间的运作就有不少问题。国产外销之价低于国产内销的，国内的批发与零售之间不容易运作得好。转谈人民币——是接前文要说的第七项——认为需要改制。这就是我建议过多次的转用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不因为是我的发明，而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加上目前的国际形势，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更对了。先要澄清的，是我认为无锚的货币制度（fiat money）不可取。我跟进「货币」这门学问四十六年了：一九六二师从Karl Brunner；六三聆听师兄Alan Meltzer讲解重要的银根分析；六七结交佛利民、夏理?庄逊、蒙代尔等货币专家；八三香港考虑钞票局时，跟Alan Walters及Charles Goodhart等大师求教过。耳闻目染，观察思考，知道无锚货币有不可以解决的困难。首先是在地球一体化的情况下，我们再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量要怎样算才对。确知这困难是一九九五年，师兄Meltzer访港，跟我到雅谷进午餐。他是货币量分析的顶级专家，说有点胡涂了。他说几年来美国的货币量上升率很高，但通胀却不回头。几天后我想到的解释，是九一波斯湾之战后，举世争持美元，美元币量的上升因而对美国本土的通胀没有多大影响。这问题一九六八年另一位朋友（Tom Saving）注意到，佛利民当时持不同看法。佛老谢世前两年——约二○○四吧——也意识到他信奉多年的币量理论出现了问题。北京考虑解除外汇管制，屈指一算，起码有二十年了，时宽时紧，汇管今天还在。今天工业的发展遇难，北京的朋友看来是意识到解除汇管有助。我认为此管也，一两年内会撤销。撤销汇管当然对，但让人民币自由进出，在无锚货币制下国内的通胀或通缩很难处理。这就是一九九五年师兄提到的头痛问题。还有另一个可以是更头痛的问题：没有汇管，外间的汇市可以大炒特炒，导致人民币的国际汇率有反复无常的波动，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以一篮子外币挂钩算是有锚，但几年前我说过，这会惹来一篮子的麻烦。事实上，人民币跟一篮子外币钩了几年，效果真的不是那么好。再者，以一篮子外币挂钩，外汇的炒买炒卖不能摆脱，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篮子国家联手来炒是头痛万分的事。不管是无锚货币制，或以一篮子外币为锚，那所谓货币政策不能不用。西方之邦，大约有十多年，主要的货币政策是采用师兄的建议：调控银根（monetary base）。格林斯潘主席联储后，转用利率调控。辘上辘落，辘了八次。我早就说过，这样辘上辘落早晚会辘瓜。利息是一个价，而在市场竞争下，利率会与投资的回报率看齐。利率不依市场地辘上辘落，投资的回报率却不这样，投资者只能以利率的平均预期作决策。看错了，出了大错，怎么办？这就是今天金融灾难的一个起因。可以这样看吧。美国的金融制度大有问题：浮沙指数（借贷与抵押的比率）太高，金融市场合约的交错织合不对。跟着是次贷容易出事，年多前的出事是导火线。我认为这导火线的点火，起于格林斯潘退休前与退休后，美国的利率一连上升了无数次，跟着高企不下，推翻了市场的一般预期，投资者一起中计去也。以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可以避开了上述的种种困难。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过，他认为原则上可行，但需要的物品储存及交收成本太高。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主事的央行根本不需要有物品储存，物品的交收与央行无关。央行只要把人民币钩着一篮子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品的指数。这是我从思考朱镕基的货币政策时想到的。原则与昔日的金本位与银本位差不多，是以实物为锚，但央行不需要有金或银在手，而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种类够多，避开了单以金或银为锚可能遇到的市场金价或银价波动太大而惹来的麻烦。曾经解释过好几次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方法，读者一般想得太深，不明白，这里从浅再说。（一）选取三十至一百种物品，最好依照中国人民在衣、食、住、行这几方面的大概分配，不需要精确。需要精确的是每种物品的质量，例如是哪种白米、哪种棉花，等等。跟着需要的，是每种物品要随时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市价，不能讨价还价的，所以要在期货市场及批发市场选择，在哪地的市场都可以。（二）假设篮子内的物品有六十种，每种的量有多少，选好后固定不变（有必要时可变，也可改换物品）。例如篮子里有多少只鸡蛋、多少两花生油、多少毫克黄金、多少公升石油……等等。金、银、铜、铁等要有，木材、水泥等要有，农产品要有，衣料等都要有。（三）央行选出一个人民币的整数，说五千元吧，固定了这五千元可以在指定的不同市场购买这一篮子有多大，把这五千元化作指数，说是一百。可以调整。如果一年内容许那篮子的物价上升百分之五，是说该年容许上限五千二百五十元购买这篮子，指数上限是一○五，是通胀。倒过来，指数九十八是通缩百分之二。我认为每年上五下二是适当的上下限选择。（四）不调整指数，整个篮子的总价不变。篮子内的每种物量也不变，但物与物之间的相对价格是自由变动的，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管。央行只是稳守上述的一篮子物价指数。（五）央行完全不需要有物品的存货，不需要负责物品的交收。任何人真的要购买这篮子物品，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自己购买。不需要百分之百跟央行选定的相同，很相近足够。这就是我说过多次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品指数了。多年前美国曾经吵过以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为美元之锚，行不通，因为该指数是不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我说的一篮子物品可以容易地在市场成交（五千元只购一篮子量太少，按价购买三十篮子容易）。（六）央行可以心安理得地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了。人民币对所有外币的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央行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管汇率，只守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见有压力下降（即人民币有上升压力），就把人民币放出去，大手放出则大赚外汇。见该篮子的物价指数有上升压力。（即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则倒过来，以外汇储备或其它办法把人民币收回。是放是收，主要是调校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其它的货币量度不重要。只要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种类够多，没有谁会炒人民币。有了上述，中国不可能再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胀或通缩。央行不需要调控利率。利率由市场决定，也即是由银行与顾客的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投资会活跃起来。这方面央行的工作与权力是少了的。监管银行的工作不减，管理储备的工作不减。另一方面，因为汇管的解除，无数的外地与金融有关的机构会涌到浦东去，让央行一起监管，恐怕有点手忙脚乱了。过瘾精彩，北京的朋友怕什么呢？回头说起笔提到的萨伊定律。人民币采用一篮子物品为锚，这定律会再大显神通。

“无限之生”的界线(冰心的散文)

“无限之生”的界线
我独坐在楼廊上，凝望着窗内的屋子。浅绿色的墙壁，赭色的地板，几张椅子和书桌；空沉沉的，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灯光照着，只觉得凄黯无色。
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间宿舍。课余之暇，我们永远是在这屋里说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了。她去的那个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见她病的，我看见她的躯壳埋在黄土里的，但是这个躯壳能以代表宛因么！
屋子依旧是空沉的，空气依旧是烦闷的，灯光也依旧是惨绿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悚惧；似乎神经麻木了，再也不能迈步进到屋子里去。
死呵，你是—个破坏者，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为何又有你来摧残他们，限制他们？无论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见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无论是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与你接触之后，不过只留下一掊黄土！
我想到这里，只觉得失望，灰心，到了极处！─一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
漆黑的天空里，只有几点闪烁的星光，不住的颤动着。树叶楂楂槭槭的响着。微微的一阵槐花香气，扑到阑边来。我抬头看着天空，数着星辰，竭力的想慰安自己。我想：─—何必为死者难过？何必因为有“死”就难过？人生世上，劳碌辛苦的，想为国家，为社会，谋幸福；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不过如同一个蚂蚁，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几点的小雨，一阵的微风，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躯，打死，吹飞。他的工程，就算了结。我们人在这大地上，已经是像小蚁微尘一般，何况在这万星团簇，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如此看来，……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这里，我的脑子似乎胀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
勉强定了神，往四围一看：─—我依旧坐在阑边，楼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来我还没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极，低着头只有叹息。
一阵衣裳的声音，仿佛是从树梢下来，─—接着有微渺的声音，连连唤道：“冰心，冰心！”我此时昏昏沉沉的，问道：“是谁？是宛因么？”她说：“是的。”我竭力的抬起头来，借着微微的星光，仔细一看，那白衣飘举，荡荡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么！只是她全身上下，显出一种庄严透彻的神情来，又似乎不是从前的宛因了。
我心里益发的昏沉了，不觉似悲似喜的问道：“宛因，你为何又来了？你到底是到哪里去了？”她微笑说：“我不过是越过‘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我说：“你不是……”她摇头说：“什么叫做‘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这时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经历历的看出我心中的症结。便问说：“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没有？在你既死之后，世界上有你没有？”我这时真不明白了，过了一会，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心下光明朗澈，欢欣鼓舞的说：“有，有，无论是生前，是死后，我还是我，‘生’和‘死’不过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
她微笑说：“你明白了，我再问你，什么叫做‘无限之生’？”我说：“‘无限之生’就是天国，就是极乐世界。”她说：“这光明神圣的地方，是发现在你生前呢？还是发现在你死后呢？”我说：“既然生前死后都是有我，这天国和极乐世界，就说是现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我仿佛应道：“既然我们和万物都是结合的，到了完全结合的时候，便成了天国和极乐世界了，不过现在……”她止住了我的话，又说：“这样说来，天国和极乐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点了一点头。
她停了一会，便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含着快乐信仰的珠泪，举头望着她。
她慢慢的举起手来，轻裾飘扬，那微妙的目光，悠扬着看我，琅琅的说：“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罢，─—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罢！”
这时她慢慢的飘了起来，似乎要乘风飞举。我连忙拉住她的衣角说，“我往哪里去呢？那条路在哪里呢？”她指着天边说，“你迎着他走去罢。你看─—光明来了！”
轻软的衣裳，从我脸上拂过。慢慢的睁开眼，只见地平线边，漾出万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莹洁，迎着我射来。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也微微的随她说道：“光明来了！"
（本篇作于192O年4月lO日，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O年4月3O日，后收入北新书局出版的黄皮丛书之一《闲情》，北新书局1932年12月初版。）

历史的代价——新作《乱世红颜》序言

南朝宋人虞通之在其所著《妒记》中讲过一则有趣的故事：东晋谢安的妻子刘夫人生性嫉妒，不许谢安纳妾。谢安的子侄都很替他不平，有一天相约来劝刘夫人。怎么劝呢？他们在刘夫人面前大谈《诗经?螽斯》一篇。《螽斯》不是通过昆虫螽斯的擅长生育来赞美文王的妻子不嫉妒，所以文王才能子孙成行吗？刘夫人听来听去，明白孩子们的意思了，就问：这首诗是谁写的呀？孩子们回答：周公写的。刘夫人笑着说：周公是个男人，自然这么说，如果让周姥写，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其实，就唐朝，乃至从古到今的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无论制礼作乐还是讲经修史，不都是“周公”而非“周姥”吗！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所以当我们在史册中看到魏元忠激烈地反对安乐公主当“皇太女”时，会视他为忠臣烈士；而看到祝钦明主张让韦皇后充当祭天亚献，则斥之为奸佞小人。甚至，这个拥有皇太女和亚献皇后的时代，也被我们称为乱世，打入另册。 　　然而，所谓乱世，不正是异端思想的发源处吗？在武则天成功打破女子不得称帝的规则后，更多的女性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可以拥有公权力。唐中宗一朝，垂帘听政的韦皇后上表，请求所有不因为丈夫或儿子的功劳而获得封爵的妇女，都可以把封爵传给子孙；与此同时，姝秀辩敏的安乐公主则要求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也许，无论是韦皇后还是安乐公主，都只是想追踪武则天的足迹成为女皇，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些颠倒乾坤的要求。韦皇后的请求意味着，女性可以传授政治权力；而安乐公主的要求则意味着，女性也可以继承政治权力！这样的要求，其实是想把武则天的超常发挥常规化；这样的想法，也不啻是中古中国的男女平权宣言！ 　　如果女皇成为可能，那么，女性入朝为官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么？聪明如上官婉儿，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中唐诗人吕温写过一首《上官昭容书楼歌》，诗的起首便是：“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婉儿号称“内宰相”，然而，内外之间的界限一定就如此严格吗？ 　　毫无疑问，韦皇后等人的女性意识与她们的政治企图紧密相关，但这并不代表女权本身的虚妄。事实上，一个与唐代的社会现实相违背的普世价值——男女平权观念正隐藏在丑恶的政治斗争中。同样吊诡的是，也正是政坛红妆们的理想与奋斗使得当时的政治斗争更加丑恶。 假如她们成功了又如何呢？虽然人们常说历史不容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玄想。我觉得，历史曾经有多种可能，就像人生也可能有多种际遇一样，人类所作出的一切选择，都只能是实然而非必然。但是无论如何，有选择就会有牺牲，牺牲掉的可能风光旖旎——如同那些薄命的红颜；然而，换来的也许更加波澜壮阔——如同令人低回不已的锦绣盛唐。其实，历史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不也正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吗！ 　　可能有读者注意到了，我的序言中唯独没有提到太平公主。不错，因为正文中有更多她的故事，请您耐心地往下翻。

太宗为什么不爱武则天？

既然武则天是个英雄，怎么就让入宫这十二年光阴稀里糊涂地荒废过去了？我想，要分析武则天为什么没有得到唐太宗的欢心，先得分析一下唐太宗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唐太宗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有一个女人是唐太宗终身爱慕的，她就是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是唐太宗一生最敬重的女人。她从小知书达理，十三岁时嫁给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常常想和她探讨国家大事，但是，长孙皇后总是避而不答，她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预闻政事？”意思是母鸡打鸣那是家门不幸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可以干涉国家大事？因此，无论唐太宗怎么问，她都三缄其口。那么，长孙皇后是不是一个只关心柴米油盐，对政治一无所知、不感兴趣的人呢？当然不是。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第一，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是个少年英雄，在他当秦王的时候，和父亲李渊一起东征西讨，建立了赫赫战功。李渊集团最大的几个对手窦建德、王世充等，都是李世民拿下的。功劳大了，他的野心也就膨胀了，不甘心只当秦王，他想当皇太子，进而当皇帝。在野心的驱使下，李世民和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父亲唐高祖李渊的矛盾与日俱增。在这种宫廷危机的紧张氛围中，长孙氏怎么办呢？她谨小慎微，非常卖力地孝敬李渊，讨得他老人家的欢心，同时委曲求全地拉拢李渊身边的妃嫔，和她们搞好人际关系。这有什么用呢？其实这等于在李渊身边安插了许多眼线。这样一来，李渊和其他儿子的一举一动，都尽收于李世民的眼底。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长孙氏在李世民获取敌方情报方面立了大功。　　第二，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世民与父亲、兄弟的矛盾已经白热化，要兵戎相见。李世民亲自上阵，长孙氏则在秦王府鼓舞将士，勉励他们奋勇杀敌。在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玄武门之变一举成功，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长孙氏也因此成为皇后。　　第三，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励精图治。他唯恐自己做得不好，常常虚怀若谷地跟大臣们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一定要提出来，要直言己见。”臣子中魏徵做得最好。魏徵是个有名的谏臣，给李世民提意见是他的职责，而且他说话直截了当，经常让太宗下不来台。有一天在殿廷上，他终于把唐太宗惹恼了。唐太宗回到后宫后怒气难平，越想越气，觉得自己颜面尽失，自言自语道：“会当杀此田舍翁！”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乡巴佬给收拾掉！长孙皇后听到这句话之后，不言不语，娉娉婷婷转身进屋，不一会儿穿着厚重的朝服走出来，对着唐太宗行跪拜之礼。朝服那可是皇后在重大场合穿的大礼服啊。唐太宗吓了一跳，忙问：“皇后为什么要对我行此大礼呢？”长孙皇后说：“妾闻君明则臣直。”如今魏徵敢于直言进谏，说明您是个非常英明的皇帝啊，所以我特意向您表示祝贺！唐太宗听了龙颜大悦，同时也明白了皇后的用心：皇后这是在劝谏自己，做皇帝要有气度，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哪能为了一点小事就要杀人呢！　　第四，长孙皇后是一个很贤德的人，但是由于太操心，身体又不好，三十六岁就撒手人寰了。她病入膏肓的时候，无论皇帝还是太子都十分着急。病笃乱投医，太子承乾出主意说：“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想要赦免犯人，再多度一些僧人，为她祈福延寿。可是长孙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表示坚决反对。弥留之际，她对唐太宗说：您千万不要重用外戚，现在我娘家人都已经当官了，可是您千万不要让他们当位高权重的大官，“慎勿处之权要”。为什么呢？因为自古外戚干政没有好结果，您要真对我好，真对我娘家好，就别给他们干政的机会。她还说，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厚葬。我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无益于天下；死了，怎么能让国家浪费资财在我的葬礼上呢。真是一个简朴而又识大体的皇后典范。　　通过这样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长孙皇后并不是真的对政治漠不关心。其实她对政治深谙其道，所作所为极其到位，但又有分寸。所以当她闭上双眼时，唐太宗悲痛欲绝，说：“我在内宫失去了一个好帮手！”从此再也没有立过皇后。太宗还特地在宫内建造了一座塔，登塔瞭望，可以看到皇后所葬之地昭陵，用这种方式寄托他的哀思。　　可能有人会说：长孙皇后和唐太宗是结发夫妻，本来就感情深厚，和武则天没有可比性，而且孤例不为证。只看一个长孙皇后远不能能够说明唐太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而且也看不出武则天有什么欠缺。　　那我们就再举一个女人的例子。这个女人和武则天就有可比性了。她也曾深得唐太宗的喜欢。她姓徐名惠，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徐惠从小号称神童，五个月会说话，四岁熟读《毛诗》、《论语》，八岁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就在武则天进宫前后，徐惠也被征召入宫封为才人。这个经历不是跟武则天很相像吗？而且起点也一样，都是才人。徐才人进宫之后，知书达理，而且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她看到唐太宗在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国家蒸蒸日上后，有点志得意满了。她觉得此风不可长，就给太宗上书，说：“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意在劝谏唐太宗戒骄戒躁，保持革命本色。革命的路还很漫长，打江山难，守住江山更难，希望皇帝能善始善终。在她身上一下子看到了长孙皇后的影子，唐太宗非常欣赏。没过多久，徐才人就升为徐婕妤，从五品升到三品了。徐婕妤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很快又变成充容了。充容是九嫔之中的一个名号。嫔是二品，所以徐惠又从三品上升至二品。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去世，徐充容非常哀伤，她说先帝有厚恩于我，我发誓要追随他于地下。于是她有病也不肯吃药，很快也殉情而死了。死后被追赠为徐贤妃。从徐才人到徐婕妤，到徐充容，再到徐贤妃，徐惠从五品一直上到一品。反观当时的武则天呢？她是从武才人，到武才人，最后还是武才人。很明显，徐惠的性格和为人也比武则天更讨唐太宗喜欢。综合徐贤妃和长孙皇后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了。我归纳了三项素质：　　第一点，要摆正位置，恪守妇道。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有事可以干在前头，但不能争功，表现欲不能太强，要甘心做幕后英雄。　　第二点，要胸怀天下，善谋大事。皇帝治理天下，风雨一肩挑，需要有人帮助他出主意，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当后妃一定要有眼光，有胸怀，还要有办理政治事件的能力。　　第三点，要温柔敦厚，外柔内刚。做事一定要掌握分寸，要给皇帝留面子。就像长孙皇后那样，要学会曲谏。　　再看武则天，她符合哪个条件呢？都不符合。　　先说第一点，摆正位置，恪守妇道。她不行。从狮子骢事件就可以看出，她爱做出头鸟，别人都不吭声，她跳出来，“妾能治之”，把皇帝和其他人放哪儿去了？这就没有摆正位置。再说第二点，胸怀天下，善谋大事。武则天日后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政治家，但是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个稚嫩的小姑娘，没有表现出这个特点。她也曾尝试过驯马，并且苦练书法。她发现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就整天临摹王羲之的字，想把这个作为突破口，当皇帝在这方面的一个红颜知己。后来她还真成一代书法大家了。但是无论驯马还是写字，对于皇帝来说，都只是业余爱好，不是正事。皇帝最爱什么呢？最爱江山。他需要一个能帮他坐稳江山的女人，而不是一个能陪他吃喝玩乐的人。所以，武则天的切入点选错了。　　再看第三点，温柔敦厚，外柔内刚。武则天更做不到了。武则天是一个动不动就拔刀子的人，是个古装版的野蛮女友。　　这三点武则天都不符合，她的性格就注定了她在唐太宗的宫廷里得不到机会。既然已经得不到什么机会，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也许就认命了。可是武则天不是一般人啊，她永远不会向命运低头，当她发现在唐太宗这里得不到机会的时候，她把目光转向了一个新的目标。谁呢？此人姓李名治，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就是以后的大唐高宗。古人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之间是相互转化的，武则天的刚硬、勇敢，爱出风头，不能吸引唐太宗，但恰恰能够吸引唐太宗软弱的儿子。就是这个年轻的太子，后来给了武则天机会，让她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她命运的改变，也就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为之增添了千古评说的绚丽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