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色彩

“许多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童年，生命的底色总是在你不谙世事的时候就悄无声息地打好了。“
林彩宜在她的一篇短文《底色》中如是说，然后以冰心和张爱玲为例，娓娓道来，耐人寻味。
读过之后，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如果说，童年是生命的底色，那么，影响一个人的还有婚姻，那是生命中的浓墨重彩。


冰心的童年是在烟台的海边度过的，如果说，波涛的轻响，给了她永不枯竭的创作思潮，那么，母亲和父亲则用浓浓的爱给她构筑了一个幸福，温暖的童年。
父亲谢葆璋，海军训练营营长，威严英武，但对小婉莹却疼爱有加、慈祥、和蔼、亲切，作为晚清的一名军官，能有如此开明的教育观念，不能不令人叹服。
读《永远的爱心——冰心》，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副画面：小婉莹穿着一套黑色的小军服，被父亲抱到圆桌上，桌下是父亲手下的官兵们，小婉莹并不怯场，学说书人的样子，掷地有声地讲起了《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后，楚汉纷争，又并入汉……”

听众一阵大笑。

母亲杨福慈，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自小便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女儿识文断字。及至有一天，发现女儿读书入了谜，连澡都忘了洗，母亲生气了，把小婉莹手里的《聊斋》撕了，扔了，谁知女儿拣起撕坏的书，继续看，母亲无奈，只得随了小婉莹去。
在小婉莹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小弟弟，但是，投注到女儿身上的爱却丝毫不曾减少。这温柔的母爱，经由冰心的笔端，缓缓地流淌成感人至深的诗句：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了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进你的怀里。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祖父张佩伦东北流放归来之后，娶了中堂大人李鸿章的女儿为妻，一时传为佳话。
张爱玲的父亲却极不争气，抽大烟，逛堂子，游手好闲，浑身充满了没落贵族的陈腐气味。在小张媖（张爱玲的原名）的记忆中有一幅画面永不褪色：三岁的张媖置身于一炉温火，满室烟香，四壁书画中，站在父亲的膝下给父亲背诗听：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两行浊泪，从父亲眼中慢慢涌出。

多年后，张爱玲历经人世的沧桑，才明了父亲当时的心境。一个大的家族败落了，然而，当初是何等的容光。
更不幸的是，父亲娶了一位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式女性，张爱玲的母亲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却遇人不淑，终日里郁郁寡欢，疏于家事，唯一的寄托就是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只求有一日能远远地逃离这一切。
后来，当父亲寻花问柳，竟至娶了姨太太，闹得太不像话时，张爱玲的母亲果然一怒之下去了法国。那一年张爱玲四岁，当看到母亲临行前打扮的美丽脱俗，伏在床上哀哀地哭时，张爱玲还远远体会不到离别的痛苦。她不懂，母亲这一走，对她而言，是换了天地了。因为父亲娶的姨太太，在母亲走后，公然搬到了家中。

平心而论，姨太太对张爱玲还是不错的，更大的苦难还在后头。

四年之后，母亲自法国归来，本欲跟父亲和好，无奈父亲旧态复萌，母亲铁了心跟父亲离婚，再无顾念之情。离婚之后，母亲又一次去了法国。父亲给张爱玲娶了一个后母，这位后母，虽出身名门，却异常的泼悍，抽大烟、发淫威，自此，家中永无宁日。
现实，是如此地冷酷，张爱玲只能在小说中寻找温情。“不幸使她痛苦，但不幸也成全了她，有了她的华贵的家族，有了那最深重广大的悲哀，才有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人生的幸于不幸，往往相互倚伏。”（张爱玲传）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共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冰心《论婚姻与家庭》）

始终贯穿于冰心与吴文藻的爱情故事中的，是彼此的忠贞不渝。

冰心同吴文藻的相识，相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具有浓浓地浪漫色彩。
1928年，冰心在赴美国威而斯利女子大学的船上，结识了吴文藻。吴文藻出身寒门，清华毕业之后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当时的冰心，已出版了诗集<<繁星>>、《春水》及小说、散文集《超人》等，颇有名气，不乏追求者，冰心却独独喜欢上了敦厚、儒雅的吴文藻，可谓慧眼独具。
初相见时，吴文藻不像多数人那样对冰心一片赞溢之词，而是坦率地问冰心：“有几本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得，你看过没有？”当得知冰心没有读过时，吴文藻直言不讳：“你学文学的，这些书你都没看过！这次出来，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白来了！”

冰心，有些懊恼。在后来的接触中，慢慢被吴文藻的人格魅力折服。

船上七八天的风雨同舟，转眼各奔东西。冰心到威尔斯利不久，便收到了众多追求者的来信，唯独吴文藻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对这张简单的明信片，冰心精心地回了一封信，而对那些长信，冰心则只回了一张明信片。
两人开始书信往来，吴文藻把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部买成了书，自己先读过，在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上圈圈，然后包好寄给冰心。
当吴文藻到波士顿观看由冰心等留学生演出的《琵琶记》时，冰心悄悄对他耳语：“上次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指吴文藻看望病中的冰心），吴文藻终生难忘。

绮色佳的重逢，最终将两人的感情确定下来。

当时，冰心去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恰巧吴文藻也在那里。康耐尔大学在一个风景优美的绮色佳镇，俩人读书学习之余，一起在林中散步，一起到溪间拍照，美丽的绮色佳，见证了这对恋人的爱情故事。
1926年，冰心学成回国，带回了丰硕的学习成果，也带回了成熟的爱，她的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寄小读者》已经结集出版，翻开，油墨飘香，有那铭心刻骨，她一生为人为文最具代表性的：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婚后的冰心与吴文藻“琴瑟和鸣”，堪称中国青年婚姻的楷模。

冰心一方面在燕京大学与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两处任教，一方面要将许多的精力分给孩子们。她，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并且，开始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万人谈。
抗战爆发以后，冰心同吴文藻去了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手中的笔虽柔弱，仍坚持创作。抗战结束后，冰心随在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任职的吴文藻去了日本，去国五年，冰心坚持用“爱的哲学”从事一系列文化活动，实现人类和平的共同愿望。
1951年，冰心与吴文藻谢绝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从日本回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开始了新的文学创作。
冰心开始反思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局限性，一方面以散文和诗歌积极的表现新生活，另一方面，创作了〈〈小桔灯〉〉等经典之作。

“我的朋友！倘若春花自由的开放时，无意中愁苦了你。你当原谅它是受自然的指挥。”（冰心〈〈春水〉〉）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尽管冰心有幸没被打成右派，惊涛骇浪却波及到了丈夫吴文藻身上。吴文藻被打成右派后，仍然“默默地作着学问，作着翻译，为国家作了许许多多有益的工作。这一切，都与冰心给他的爱，都与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健全的家庭有着密切关系。”（〈〈永远的爱心——冰心〉〉）
这一期间，冰心创作了〈〈再寄小读者〉〉、〈〈樱话赞〉〉等文章，并翻译了著名的《泰戈尔诗选》、《马亨德拉诗抄》等译文集。
文革，冰心同吴文藻相濡以沫，共度难关，感情，经风雨，见彩虹，历久弥新。
文革结束后，作为五四时期仅存的老作家，冰心一边坚持创作，一边发现、扶植和培养了一大批新人，像张洁、刘心武、张抗抗、铁凝等，而这些作家一度是当代文坛上的中流砥柱。
作为世纪的同龄人，冰心一直笔耕不辍，老人家有一句名言：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在她的晚年，文风变得犀利，她针对教师待遇低，教育不受重视的问题，写下尖锐的小说、短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她还将自己积攒起来的微薄的稿费共计四万元，捐献给了教育事业。
冰心的一生，没有个人太大的磨难与情感上的痛苦，清澈如明净的大海。这位崇尚“母爱、童心、自然”的作家，笔下咏颂着甜美的诗句，纯真的感情，这是她的美丽，也是她的局限。


“梦里的时间总觉是长的，其实不过一刹那，却以为天长地久，彼此已经认识多少年了。原来都不算数的。”（张爱玲）
用这段话来形容张爱玲与胡兰成那场短命的婚恋，似乎最为贴切。
从小，张爱玲便是个不快乐的孩子，她的童年，缺少父母的关爱，有的，只是她早熟早慧的苦恼。之后，是梦厣般的少女时代，因为后母的挑拨，父亲越发变得不可理喻，先是打骂，最后发展到将张爱玲囚禁起来，哪怕张爱玲得了严重的痢疾，差点死去，做父亲的也不管不问，甚至扬言，要将张爱玲一枪打死。
一等张爱玲有力气能够逃走，她带着深深地恨，挣脱了家的牢笼。
而她，却无法做一只出了笼的鸟儿，等在她前面的是漫天的火光，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可是，那是乱世。
在香港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一次又一次游走在生死的边缘。在那里，各色各样的人，各色各样的思想纠集，碰撞，重重叠叠成模糊、混乱的影子，熟悉而又陌生，成为日后张爱玲笔下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四十年代的上海，张爱玲像一枝怒放的嬰粟，在文坛上一路开着异常艳丽的花。热闹，掩饰不了内心的苍凉，她的心灵始终是孤寂的。她渴望能够遇到一个给予她父亲般呵护的人，一个可依托终身的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爱》）

偏偏，她遇到的是胡兰成。
胡兰成出身寒门，却满腹的聪明才智，凭着手里的一支笔和日本主子池田笃纪的撑腰，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官至汪伪文化部次长。他的才气，实不在张爱玲之下，不然，也入不了张爱玲的法眼。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文笔异常的柔媚、清婉，白话和文言融合的异常自然，于中国文字驾驭的炉火纯青，“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
怎奈，这是个无行文人，打在他身上汗奸的烙印，永远涂抹不去。
张爱玲不是不知道胡兰成的汉奸身份,她也知当时胡兰成已有家室，但张爱玲不理这一套。她的文章，不问政治，自以为清白就可问心无愧；她的爱情同样也不问政治，爱了，就是爱了，犹如飞蛾扑火。
“见了他，她变得很底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的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在情感上，张爱玲一直是孤苦无依的，她没想到能遇上胡兰成，她真心地爱上了这个处处留情，却寡情薄义的男人。胡兰成也给了张爱玲一段婚姻，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容忍不了他到处捻花惹草，跟他离了婚，与其说成全了张爱玲，更不如说将张爱玲推入了另一个深渊。她的不见容于当时的文坛，很大程度上为胡兰成汗奸之名所累，此为后话。
但不管怎么说，与胡兰成在一起的日子，对张爱玲而言，还是甜蜜的。
俩人谈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彼此都是才高八斗，可谓棋逢对手。
“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然而，生在乱世，难求安稳，更何况，胡兰成又是个地道的逢场作戏的轻薄之徒呢？

胡兰成有着很大的政治野心，他投靠日本人，到武汉去主持《大楚报》，在那里，他遇到了年方二八的小护士周训德，立刻，将妻子张爱玲抛到九霄云外，一番花言巧语，将周小姐骗到手。
抗战胜利以后，胡兰成成为通缉的要犯，在逃难的路上，又勾搭上一家大户人家的姨太太范秀美，一路以夫妻名义逃难到温州。
张爱玲仍然对胡兰成一往情深，她原谅丈夫对她感情上的不忠，从上海千里迢迢到温州找寻胡兰成。胡兰成并不感激，反而气极地骂她：“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并不避讳他跟范秀美的关系，张爱玲心意难平，却仍旧对他心存幻想，希望胡兰成能做出取舍。

“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心灰意冷地回到上海，仍旧给胡兰成去信，又从稿费中拿出钱来寄给他，希望胡兰成能生活得好一些。
任是张爱玲再深情，也打动不了胡兰成了。
胡兰成回上海后，与张爱玲匆匆一见，对自己的浪荡行为豪为歉意，至此，张爱玲方看穿了这个男人。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彼时惟以小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当张爱玲得知胡兰成已经脱离了被通缉的危险，给胡兰成去了一封信，表示缘已尽，情已了，她不想再同他纠纠缠缠，并随信寄去三十万元钱，作为资助。

生在乱世，哪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

这个心高气傲的女子，将笔触伸进人心的最深处，写尽浮世的悲欢，人性的丑恶，情欲的无奈，却难逃藏在身后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抗战胜利了，内战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张爱玲却失去了写作的天地。与胡兰成的那场婚恋，她背上了汉奸的嫌疑。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她四顾茫然。
但是，她是靠卖文为生的，写作，是她的职业，更是她的习惯。张爱玲也想努力地溶入新的时代，于是，她又提起笔来，续写传奇。
她，擅长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湿腻的环境，灰扑扑的人物，没有结局的结局，悠悠地回响于永远的时间和空间。
而新的时代是不允许她再这样写作的。
在写了几个光明的小说之后，张爱玲,感到了政治上的威胁，“山雨欲来风满楼”，将何去何从？万般无奈之中，张爱玲选择了去香港。她不知，当时夏衍与柯灵正在为了留下她，而做着种种的努力。

可是，她已无心久留，毅然决然地走了。

“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只所以有更深长的意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这是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的一句话（为了回应傅雷的批评而做），在沦馅区的上海，张爱玲确也像葱绿配桃红般的炫丽夺目，而又那样的雅俗共赏,她的去国五十载，却正像〈〈金锁记〉〉的结局“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当年，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曾借他人之口说：“奇迹在中国不算希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不幸，这话竟一语成谶，张爱玲在飘泊海外半个世纪后，客死它乡，结束了她一生的传奇。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即便当时张爱玲能够留下来，不去海外，她也难逃文革那场浩劫。这是张爱玲的悲剧，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悲剧。
一切，皆是宿命。
摘自:http://blog.qlsh.net/user1/hantaniang/archives/2008/12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