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君子如响”

胡兰成：“君子如响”魏邦良胡兰成和张爱玲相识后，两人情投意合，相见恨晚，迅速堕入爱河。一次，两人坐在房里说话，张爱玲含情脉脉地看着胡兰成，满脸含笑地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胡兰成著：《今生今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以下引自该书的地方将不单独注明〕如此赞赏，胡兰成自然刻骨铭心。后来，胡兰成逃命于雁荡山时，读古书看到一句“君子如响”，不禁会心一笑。胡兰成决非君子，这一点无可置疑；胡兰成聪明绝顶，这一点也同样无可置疑。在我看来，胡兰成的聪明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犹为突出：1、惯于倒打一耙；2、精于“作文秘诀”；3、善于“金蝉脱壳”。一、惯于倒打一耙胡兰成年轻时，在广西南宁一中当过中学教员。“一中有个女同事李文源，是广东军阀李扬敬的堂妹妹，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一向在上海做共产党员，几番被捕，得李扬敬保释，这回才避到广西来的。她教初中国文，遇疑难常来问我。晚饭后天色尚早，时或几个人出去郊原散步，到军校附近，听她唱《国际歌》。另有个男教员贺希明，也是共产党员，在对她转念头，不得到手，却猜疑她是心上有了我之故。┅┅那天几个人在贺希明房里，他拿话试探我，我不喜道：‘那李文源也不过和千万人一样，是个女人罢了，有什么神秘复杂。’他又拿话激我，哄我打赌敢与李文源亲嘴不敢。我明知他是想要坑陷我，偏接受他的挑战，也给他看看人害人害不死人，除非是天要除灭人。” 这个贺希明当然笨得可以，他和胡兰成打这种赌，无异于把一块肥肉放在饿汉眼前问他敢不敢吃。既然对女性心理洞烛幽微，胡兰成当然清楚，一个虽来路不明但却结结实实的吻会给一适龄女子带来怎样强烈的心理震撼！如此，通过打赌，胡兰成既可以验证一下自己的男性魅力：能不能一吻动芳心；也可以籍此在贺希明眼前充一回好汉，当然，还可以顺便“揩油”。这样，打赌对胡兰成而言几乎成了一件“美差”。他当然要毫不犹豫去做了：“我当即起身到女生宿舍那边，一直走进级主任先生李文源的房里。是时已快要打钟吃夜饭，南国的傍晚，繁星未起，夜来香未放，亦已先有一种浓郁，李文源房里恰像刚洒过水似的，阴润薄明，她正洗过浴，一人独坐，见我进来起身招呼，我却连不答话，抱她亲了一个嘴，撒手就走了。” 胡兰成将计就计，以打赌为名吻了贺希明属意的女人，贺希明自然恼羞成怒，于是，他就在李文源面前揭了胡兰成的底，把打赌的事和盘托出。李文源大怒，把这事捅给了校长。因为打赌而强吻女同事，如果这还算不上令人不齿的下流勾当，至少也是让人厌恶的无聊行径，而在胡兰成的笔下，它却成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果敢行为：“我明知他是想要坑陷我，偏接受他的挑战。”当李文源向校长告发了他的无聊行为后，胡兰成无半点悔意，反而一肚子怨气，对几个当事人一 一作了点名批评：“本来也无事，只因贺希明去触蹩脚，对他说我是为打赌，她才大怒，迳去告诉了校长。┄┄但我从此看不起李文源。心里想你既告诉，你便是个没有志气的。”贺希明揭他的底，他骂人家“触蹩脚”，李文源告发他，他骂对方“没志气”。还有几位女同事，对胡兰成的“打赌”颇不以为然，胡兰成对她们也是极为恼怒：“尚有个刘淑昭，正经派得像教会妇人，惟她非常憎恶我的无礼，我心里却想你也省省罢。此外还有几位娘儿们不知背地在怎样说我，总之我亦不睬。”胡兰成这番气急败坏的话，显露了他的处世逻辑：凡于他有利的，便是好；凡对他不利的，便是不好；另外，除非你对他的丑行熟视无睹或保持沉默，否则，他便毫不犹豫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骂你没商量。依靠这种不讲道理的逻辑，一个无行文人兼政客，不仅在乱世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而且像变戏法一样把自己的丑行打扮得花枝招展，那些“红肿之处”竟变得“艳若桃花”；依靠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胡兰成的种种丑行不仅是“顺乎天性”的（安妮宝贝就把胡兰成称为性情中人，因为只要遇见中意的女人，他就“勇敢”地去追求，从不压抑自己的天性），而且是“令人叹服”的（谁有胆量如此率性而为？），倘若你对他的行为不以为然或颇有微词，那你就成了焚琴煮鹤的粗人。1944年胡兰成和张爱玲签定婚约，结成秦晋之好。同年秋天胡兰成又受南京汪伪政府之命，去武汉创办《大楚报》。不久，年近不惑且是有妇之夫的胡兰成又与当地一位年仅16岁的护士周训德开始了一段忘年兼婚外恋。时任《大楚报》副社长的沈启无对胡兰成的行为不以为然，就在周训德面前揭了胡的老底。胡兰成得知后大发雷霆。“一日傍晚，小周去汉口买东西回来，告诉我沈副社长也要买东西，叫她陪同走了几条街，路上与她说我是有太太的，说她好比一棵桃树被砍了一刀。她听了当然不乐。我顿即大怒，小周急道：‘你必不可以说他的。他也是为我好。’但我看小周的金面，亦即又撇开了。┅┅第二天我与启无从报馆回来，在汉阳路上走时，我责问他：‘你对小周怎么说话这样龌龊！’启无道：‘小周都告诉你了么！’我叱道：‘卑鄙！’他见我盛怒，不敢作声，只铗着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种风度端凝，我连不忍看他的脸。” 不管沈启无出于怎样的动机，他对小周说的话是实情而非造谣中伤，既然如此，胡兰成对他的叱责就显得虚张声势强词夺理了。笔者无意对胡兰成和沈启无的人品作一番比较，但就事论事，既然沈启无说的是真话，那么，说谎者胡兰成又有什么资格骂对方“龌龊”“卑鄙”呢？小偷被捉后，装模作样声泪俱下为自己辩解，这种情况或许司空见惯；小偷被捉后，竟然正气凛然疾言厉色斥责那个当场擒获他的人，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为罕见的。胡兰成就是这种极为罕见的“小偷”。胡兰成想以慷慨激昂正气凛然的声调混淆视听迷惑大众，让别人误以为他蛮不讲理的倒打一耙是师出有名的正义之战，然而，纸包不了火，再激昂的腔调也掩盖不了问题的实质。只要我们对胡兰成的言行作一番冷静的剖析，他的无赖心态应该昭然若揭。二、精于“作文秘诀”鲁迅在《作文秘诀》中曾说：“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 〔《鲁迅全集》（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作为《今生今世》的作者，胡兰成可谓精于此道。《今生今世》里时有“朦胧”与“难懂”之处。限于篇幅，笔者只想举两例。胡兰成发妻玉凤病重时，胡兰成却跑到俞傅村，在自己的义母家一住数日。“我在俞家又一住三日，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糊涂，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来横了。我与玉凤没有分别，并非她在家病重我倒逍遥在外，玉凤的事亦即是我自身遇到了大灾难。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当着了这样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我与玉凤没有分别，并非她在家病重我倒逍遥在外，玉凤的事亦即是我自身遇到了大灾难。”这句争辩显然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接下来，胡兰成东拉西扯，引经据典，其目的是拉大旗作虎皮，把清水搅浑，把问题搞复杂。原来，胡兰成的“无情”是“回到了天地之初”；是“顺以受命”，这样，对胡兰成的无情，我们不仅不该骂，反而要肃然起敬才是。那些读过庄子丧妻而歌的文人很难不会把这个无情的胡兰成与远古的庄子联系在一起，如此，对胡兰成的敬佩又添了几分，而这正是胡兰成所渴望的。有庄子撑腰，胡兰成的无情既显得有恃无恐也显得不同凡俗。胡兰成的狡猾以及他文章的欺骗性正在于此。时至今日，很多才子才女们仍然因此对胡兰成大唱赞歌大为欣赏：“但胡兰成的‘无情’，又与庄子丧妻而歌不同——胡兰成的世界，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连他描绘的大事，也不乏‘洞房花烛，加官进宝’这样的庸俗，他的执著与放弃执著，有情与无情，都是俗人的宗教，为俗人的解脱。所以来得亲切，所以漏洞百出。可是没有漏洞的人，终究跟人世没什么关系。一面是心中大悲，另一面则表现为混世魔王。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以为必须有‘混世’二字。孙悟空是混世，西门庆是混世，贾宝玉也是混世。胡兰成则是乱世里的混世先生，是文人，是丈夫，是小官，是汉奸，是才子，是无赖，是情人和负心者。乱世中人，往往心藏盛世大道，又懂得乱世的荒芜，人世的孤凉。而日常生活亘古不变，胡兰成的才情里又自有民间世井的泼辣与妩媚。” 〔引自《书城》2004第3期〕或许只有像尹丽川这样精通中国文化之人才能慧眼识珠于胡兰成无情无义举动中看出他的“亲切”“泼辣”“妩媚”。而我更愿意站在像玉凤这样中国普通老百姓立场看问题。对于一个身患重病的妻子而言，丈夫能守在床前端茶送水即使不能减缓她的病情也能给她以莫大的精神安慰。而像胡兰成这样在妻子病重之际，一面在外逍遥，一面发些“当着了这样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这样大而无当的感慨，恐怕不仅让人觉得可笑，也让人像吞了一只苍蝇那样作呕。难道读了几本古书，读了一点老庄哲学，就是为自己的“无情”“混世”寻找遁词。这样的人，不仅是虚伪的，更是阴险的，当然也是“聪明”的，因为，他的文字越“朦胧”“难懂”，越有“文化气息”，他的无情，无赖，乃至无耻就会隐藏得越深。把文章写得“朦胧”，是为了遮丑；把文章写得“难懂”则是装腔作势吓唬人。对此，鲁迅有精辟的分析：“做得朦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朦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 〔《鲁迅全集》（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同上〕胡兰成在文章里喜欢由一点生发开去，东拉西扯，“引经据典”，动辄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与古代文化连在一起，与“中国文明”相提并论，其目的当然是让自己的文章“难懂”，让读者因为“难懂”而对作者心生敬畏以至于“三步一拜”。关于小周，胡兰成的笔下有这样一段文字：“但是小周到家里去了回医院，与我说：‘我对娘说起你了的。’我问娘听了怎么说，小周道：‘娘说要我报你的恩。’她这样告诉我，显然心里欢喜，她的人立在我身跟前，只觉得更亲了。我没有帮小周做过一桩什么事，财物更谈不到，连送他一块手帕，我亦店头看了想过几天才决定，因我不轻易送东西，而她亦总不肯要人的。她娘说恩都不是这些，而是中国女子才有的感激，如《桃叶歌》：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又如说一夜夫妻白日恩，只因为是这样的亲，又如说女为悦己者容，与士为知己者死一样有狭意。人世如高山流水，我真庆幸能与小周为知音。辛稼轩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中国文明便是在于寻常巷陌人家，所以出来得帝王将相。” 作为一名被封建思想所禁锢的传统女性，小周娘的那番“报恩”云云的话实在昏聩得可以。在她眼里，胡兰成想必是个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自己女儿攀上这样一个好歹算个官员的人，当然要感激涕零以至于“报恩”。而胡兰成故意曲解这番话的含义，故意拔高小周娘的文化水准，别有用心而又用心良苦地对“报恩”说作了一番不着边际而又高深莫测的“文化学”阐释。这番阐释堪称典型的“过度诠释”（艾柯语）。这番不着边际的“过度诠释”是想陷读者于两难境地：你看不懂“报恩”与“中国文明”的内在联系，说明你水平太低读不懂胡兰成作品的“微言大义”；而如果你读懂了胡兰成的大作，你也就认同了小周娘的“报恩”说。但只要细细推敲一番，胡兰成的“过度诠释”根本站不住脚。“一夜夫妻百日恩”，这话没错，但从名分上看，胡兰成此时的妻子是张爱玲，小周什么也不是，即使两人是“事实夫妻”，小周后进门的，只能算“小”，对自己的身份，小周倒是十分清楚也十分不满：“我娘是妾，我做女儿的不能又是妾。”至于“人世如高山流水，我真庆幸能与小周为知音”更是一句当不得真的谎言，因为不管是旧相识还是新相知，胡兰成都会慷慨地把“知音”的头衔馈赠给对方，就像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家们随便地把“大师”头衔派发给当代作家一样。在小周之前，至少有以下两位女性被胡兰成目为“知音”：发妻玉凤。“玉凤亡过后母亲说起这一段，我听了心里竟连感激都不是，一个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知己，他的一生里就怎样的遭遇亦不会摇动对人世的大信。” 张爱玲。“张爱玲亦会孜孜的只管听我说，在客厅里一坐五小时，她也一般的糊涂可笑。我的惊艳是还在懂得她之前，所以她喜欢，因为我这真是无条件。而她的喜欢，亦是还在晓得她自己的感情之前。这样奇怪，不晓得不懂得亦可以是知音。” 小周是胡兰成第三个知音，接下来还有第四、第五个。俗话说：人海茫茫，知音难觅；但对胡兰成来说，好像一不小心，就能与“知音”不期而遇；或者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三步之内，必有芳草；五步之内，定有知音。然而，物以稀为贵，“知音”多了一定贬值。胡兰成对“知音”连不珍惜，其道理莫非在此？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这首诗美则美矣，但胡兰成借此道出的“心曲”却十分阴暗而丑陋。胡兰成无非是借此诗暗示小周：我有“独采”你的权利，你有感激我的义务。在中国，恐怕只有皇帝和妃子之间才会具备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关系。妃子万紫千红，皇帝一枝独秀，既然僧多粥少，妃子们自然大旱望云霓一般苦盼皇帝的“宠幸”，而由于每一次“宠幸”都有可能演变为昙花一现的“绝唱”，妃子们又怎能不对皇帝的“宠幸”感恩戴德？不仅让对方的身体听从自己的摆布，而且要让对方的灵魂匍匐在自己的脚下，胡兰成的阴险由此显露无遗。一番牵强附会的旁征博引，一番用心良苦的“过度诠释”，不过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罢了，一旦读者被他的“渊博”和“深邃”吓住了，自然不会对他和小周之间的暧昧关系说三道四了，反而真以为他和小周之间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式的“天作之合”了。如此，胡兰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围城》里有个诗人叫曹元郎，此君写诗时酷嗜用典，其用典之多之乱之莫名其妙，均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方鸿渐在唐晓芙面前把这位曹大诗人痛贬了一番：“你看他那首什么《拼盘姘伴》，简直不知所云。而且他并不是老实安分的不通，他是仗势期人，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得来头大。” 其实，胡兰成的“旁征博引”，“过度诠释”，他刻意追求的“朦胧”“难懂”，也是一种“不通”，而且也是“仗势期人，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得来头大”。三、善于“金蝉脱壳”所谓“金蝉脱壳”是指胡兰成善于为自己开脱。胡兰成所做的诸多丑事在旁人看来十分不堪，但此君从不放弃为自己辩解的机会，胡兰成作品的“好看”，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辩解的“巧妙”。关于张爱玲，胡兰成的笔下有这样一些文字：“她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但她到底也不是个会缠绵悱恻的人。还有一次她来信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有了张爱玲这番话，胡兰成的用情不专便显得冠冕堂皇了，而他的另结新欢也就并非对张爱玲的欺骗和伤害了，因为张爱玲“允许”他这样做。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张爱玲这番话完全是“恋爱中的女人”的痴言疯语，胡兰成则别有用心以此作挡箭牌。“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亦能如此。”“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说得好听，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结婚不结婚都可以随便。”那么，按胡兰成的逻辑，一个不肯随便结婚的男人就是没志气的？显然是一派胡言。至于张爱玲，则绝不是一个“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的女人。胡兰成给张爱玲戴上这顶莫须有的高帽子，当然是为自己四处留情找托词。“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狎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而她与我即使不常在一起，相隔亦只如我一人在房里，而她则去厨下取茶。我们两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还有一半到不去的。”张爱玲果真宰相肚里能撑船容得下胡兰成如此花心，事实上，张爱玲后来赶到温州就是要胡兰成在她和小周之间做一个抉择。所以，胡兰成这番话对张爱玲是明夸暗损。“我们两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还有一半到不去的。”这不是在说张爱玲完全是胡兰成夫子自道。张爱玲是完全陷入这场风花雪月的恋情中，否则，她也不会说出“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样有失尊严的谵妄之语。而胡兰成则“只有一半”和张爱玲谈情说爱，“还有一半”则用来寻觅别的“红粉知己”。胡兰成喜欢将自己一厢情愿的念头当成别人的想法，亦即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比小周大廿二岁，以一个有妇之夫的中年人身份，获得一个妙龄少女的“灵与肉”当属艳福不浅，可他却抓住小周娘的一句话大做文章，认为自己有恩于小周，所谓“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花”，而小周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并且，她对自己的身份也极为不满：“我娘是妾，我做女儿的不能又做妾。”当沈启无把胡兰成有妇之夫的身份透露给小周后，胡兰成恼羞成怒，但小周对沈启无却是心存感激，她对胡兰成说：“你必不可以说他的。他也是为我好。”所以，胡兰成大骂沈启无“龌龊”“卑鄙”完全是泄私愤，其他人（包括当事人小周）并不认同他的看法。胡兰成风光时有美人在侧并不稀奇，胡兰成落难时有佳人搭救才叫罕见。并且，和胡兰成相识的“知音”们，不仅勇于以身相“饲”（用以身相许不太合适，无论是小周还是范秀美，自始至终都是无名无份的），还总怀有一种报恩心理。小周是“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范秀美则是“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才走得七八里，车夫歇下来换草鞋。我下车走到范先生跟前，见她的旗袍给手炉烧焦了指头大的一块，变成金黄色，我怕她要难受，她却并不怎么样。她当然也可惜，惟因心思贞静，就对于得失成毁亦不浪漫。这都是为了我，但我不说抱歉的话，单是心里知恩。她像汉朝乐府里的‘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非必恋爱了才如此，却是女子的一生每有的泼辣与明断，这又叫人敬重，所以在范先生面前，我亦变得了没有浮辞。” 这番话当然也是在放“烟幕弹”，而且是针对读者放的，因为以小周和范秀美的文化水平，恐怕是读不懂“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背后所隐藏的“微言大义”的，倘若读懂了，她们也就看穿了胡兰成的心思，一怒之下与其反目也是有可能的。在胡兰成惊慌如丧家之犬时，范秀美为他营造了一个遮人耳目而又温馨可人的庇护所，于是，胡兰成便夸对方“泼辣”“明断”“叫人敬重”，这当然是令人反感的自说自话。笔者无意评价范秀美的为人，但庇护一个被追逃的汉奸，考虑到她的家庭妇女的身份，虽说并非不可原谅，但至少是一时糊涂所干的傻事，绝谈不上“泼辣”“明断”“叫人敬重”。胡兰成洞悉女性心理，善于利用女性的弱点将其玩于股掌之间，可他不肯实话实说，偏说女人对她好是出于报恩心理。小周娘的那句话给了他灵感，于是他想出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一绝妙托词。然而，胡兰成毕竟是聪明的，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托词的致命漏洞，因为，无论是小周还是范秀美都不是他名分上的妻子，于是，他又创造出“亲人”这个词（平心而论，这个生造词实在令人叫绝）：“而且我心里窃有所喜，是范先生把我当作亲人，世上惟中国文明，恩是知己怨是亲。小弁之怨亲亲也，而男女之际称冤家，其实是心里亲得无比，所以汉民族出来得《昭君怨》，及王昌龄的《西宫怨》，李白的《玉阶怨》，皆为西洋文学自希腊以来所无。而恩是知己，更因亲才有。至于男女之际，中国人不说是肉体关系，或接触圣体，或生命的大飞跃的狂喜，而说是肌肤之亲，亲所以生感激，‘一夜夫妻百世恩’，这句常言西洋人听了是简直不能想象。西洋人感谢上帝，而无人世之亲，故有复仇而无报恩，无《白蛇传》那样伟大的报恩故事，且连怨亦是亲，更惟中国人才有。而我现在亡命，即不靠的朋党救护，亦非如佛经里说的‘依于善人’，而是依于亲人。” 胡兰成这番话让人大开眼界，原来，所谓“亲人”，就是肌肤相亲过的人。张爱玲、范秀美以及小周均是胡兰成的“亲人”，所以才“心里亲得无比”，所以才会冒险到温州探望他（张爱玲），所以才会在他出逃时仍对他依依不舍（小周），所以才会在他亡命天涯时仍给他一个温柔乡（范秀美）。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说一夜夫妻百夜恩时，胡兰成没加引号，这次说一夜夫妻百世恩，胡兰成特意加了引号，其目的当然是提醒读者，不能坐实夫妻的含义，只能从象征的角度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大凡“亲人”（肌肤相亲过的人），亦即“夫妻”。不错，胡兰成的几位“亲人”或曰“冤家”，给了胡兰成足够的呵护与关爱，而胡兰成给予对方的又是什么呢？当张爱玲要他在自己和小周之间做一个抉择时，胡兰成断然拒绝，此举伤透了张爱玲的心。当小周因他的缘故而被捕后，胡兰成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训德被捕，我是在报上看见，曾起一念要自己投身去代她，但是不可以这样浪漫，而且她总不久就可获释的。”“自己投身去代她”其实并非浪漫之举，只是不划算而已，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倒不失为一条汉子，至少也报了小周的恩。当然，贪生怕死亦属人情之常，别人也不会强求胡兰成这样的书生做出什么“英雄救美”的壮举，不救小周就不救小周，但胡兰成又偏偏喜欢“做秀”，喜欢往脸上贴金：“我常到涧水边，在新湿的沙滩上用竹枝写两个人的名字，惟风日及涧水知道，亦惟与风日及涧水可以无嫌猜。”如此举动才是真正的风花雪月，浪漫得与胡兰成身份极不相称。在沙滩上写两个人的名字，或许可以减轻胡兰成的负疚心理，但对小周而言却是画饼充饥毫无用处。至于范秀美，在胡兰成眼中，不过是一根救命稻草罢了。胡兰成不过是利用这根救命稻草来遮人耳目、躲避追捕罢了。对此，胡兰成倒是“供认不讳”：“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一旦他有机会逃走，他就迅速地将这根“救命稻草”抛诸脑后，如同一个卸了装的演员迅速将台上的道具忘得一干而净一样。胡兰成拒绝在小周与张爱玲之间做出选择后，张爱玲黯然神伤，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如此凄恻、哀怨的话，外人听了也为之心软，但胡兰成却不为所动，请别忙责怪胡兰成是铁石心肠，胡兰成不为所动是有理由的（胡兰成永远不缺少理由）：“我听着也心里难受，但是好像不对，因我与爱玲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张爱玲在不在“仙境”应由张爱玲来说，所以，胡兰成这句话只能表明他是在“仙境”的，由此，我们终于读“懂”了胡兰成：对于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身处仙境的人，你怎能将其目为常人，又怎能要求他恪守俗世的道德准则？原来，胡兰成是身处规则之外的仙人！不过，一个人能不能成仙，在不在仙境，恐怕不能自己说了算。像胡兰成这样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且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闪展腾挪的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如果能成仙，“从来是在仙境”，恐怕是让人既骇且笑的。如果胡兰成“从来在仙境”，那就表明一个人可以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球。 胡兰成不是仙人，他没有理由独立于道德准则之外。